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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
任弼时
编稿时间: 2017-03-28 09:40 来源: 岳阳市档案局 
 

任弼时(1904-1950),出生于汨罗市唐家桥(现汨罗市弼时镇)。“五四”运动时,积极投身爱国运动。1921年春,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联,进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列为中央五大书记,参与指挥辽沈、平津和淮海3大战役和筹建新中国。1950年病逝于北京。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的骆驼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坚守革命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过重大损失。任弼时保持清醒头脑,多次抵制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具体问题,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屠杀,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革命陷入血雨腥风之中。1928年末,任弼时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敌人审讯他时,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他宁死不屈,后因党组织营救,三个月后获释。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外国警探使用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他仍坚不吐实,并鼓励狱中的战友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起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也弥漫着分歧和迷茫。任弼时在与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与诸多同志一道坚持革命原则,勇敢捍卫真理。他曾挺身而出,三次向陈独秀递交意见书,提议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1927年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挫折,毛泽东毅然率部转向湘赣边界农村。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受中央委派,赶赴长沙督促湖南省委继续组织城市暴动。但他根据长沙国民党守军有上万人员和枪支,而湖南省委能动员的力量不足千人、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的敌我情况,做出“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的决断,并在向中央的报告中郑重提出“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实际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决策。1928年,他在指导井冈山红军的斗争中,总结了党领导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适时提出了工农群众军事化,军事组织工农化等原则,批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正式建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湘赣两省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1936年6月底,红军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任弼时坚定地表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朱总司令的命令,一切听从朱总司令的指挥。”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主张,都被任弼时一一拒绝。张国焘又派人向任弼时提出,要在政治上与他“保持一致”。任弼时明确地回答,只有在中央十二月(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由于任弼时坚持原则,态度鲜明,广大红军将士深明大义,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北上,终于使红军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47年,毛泽东让任弼时负责解放前的土改工作,以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进行。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保证土地改革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政治工作先驱

任弼时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受党的派遣,专门从事青年团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倾注于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探讨青年政治教育问题,并借鉴苏联教育青年的经验,强调要把共产主义教育作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1925年前后,他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围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李卜克内西》、《列宁与青年》等文章,并组织创办“平民学校”,亲自讲授共产主义ABC,对青年群众系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4年10月,任弼时红二军团政委。他从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中得出经验,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并着手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连队支部工作的领导,在部队中建立了经常的健全的系统政治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度,部队中出现了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敏锐地感到,这种倾向违背人民军队的宗旨,危及部队生存和发展。他一方面加强部队教育,扭转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一方面积极推动八路军打破国民党限制,重新恢复政治制度。不久,党中央及时从编制名称上取消了政训处,恢复了政治机构和政治工作制度。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键在于方法得当,干部得力。任弼时说:“任务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和平环境的建设工作和战争环境战争动员工作,性质不同,进行的方式也就不同。”他认为: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明确宗旨和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还要善于疏导,注意发扬民主,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还要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如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方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平等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要特别注重干部的选择与配备。要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倾向。不关心群众生活,只管发决议,下命令而不检查落实的形式主义方法,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是最有害的。

“骆驼”精神

任弼时的革命一生,也是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一生。他两次被捕入狱并遭酷刑,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加之日夜劳累,以至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血管硬化等多种疾病。长征时,他担任红二方面军政委,年仅30出头,但指战员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50岁。他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要抓紧时间工作。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意志,克服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兢兢业业地投入到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之中。

长征初期,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西征时,不幸患上疟疾,身子虚弱得连马都不能骑,他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和部队行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红军进入贵州和西藏少数民族地区,他严令部队推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告诫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到甘肃时,他和彭德怀向各军指战员发出指示,强调损害群众利益是我军的耻辱,必须誓死反对,并要求各部队严格检查纪律。

延安时期,任弼时相继担任中央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参与中央所有的重要决策,主管中央的行政工作,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联及西北局等工作。他尽职尽责,处理问题缜密周到,对待同志和蔼可亲,被亲切地称为“党内的老妈妈”。在陕北杨家沟村,任弼时领导的中央纵队密切联系群众,帮助群众种地、买牲口,发现群众有困难,及时协调解决,并将中央纵队节省的两千多斤粮食送给群众。纵队离开村庄时,村民自发相送十多里。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与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此时,他的病情愈来愈重,血压经常在200/100毫米汞柱以上,心律又严重不齐,但仍然工作到深夜。在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任弼时更是与各位中央书记彻夜不眠地研究全国战局。医生多次告诫他必须卧床休息,他却说:“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生活上勤俭节约,反对任何特殊化。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他的生活水准与战士无异。进入北平后,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艰苦朴素的本色始终不变。在香山时,他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均写上“人走灭灯”,提醒大家节约用电。工作人员进城办事,他总要嘱咐把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减少用车次数。中央办公厅选定某机关的一个院子为其住处,他得知后严厉批评道:那里是一个机关,怎么能为我一个人而牵动一个机关呢?最后,只安排在一处挨着马路、声音嘈杂的小院。若遇星期天没有公务,他喜欢带孩子到只有一街之隔的景山公园游玩。警卫人员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提出要公园管理人员到时打开离他家很近的东便门,免得绕道走正门。任弼时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封建的王公贵族,不能做脱离群众的事,我要和群众走正门。”他用的被子、床单、衣物都是战争年代的,餐具也是当年行军时的搪瓷碗和竹筒碗,生活于国统区的妹妹来他家时,不禁感叹道:“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竟如此简朴!”

任弼时对家人也是严格教育、严格约束。妻子陈琮英与他既是患难与共的夫妻,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1932年,产后刚满百天的陈琮英怀抱女儿被捕入狱半年之久。他们夫妇为了革命工作,相继失去了两个孩子。其余4个孩子,有两个送到老家由母亲照管,母亲去世后由邻居照顾,直到延安时期才得以团聚。任弼时对孩子要求甚严,他经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的希望,不能特殊,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他让上学的孩子全部住校,吃大灶,过艰苦的生活。

任弼时长期超负荷地工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进入北平后,中央决定送他到莫斯科治病。他为自己在关键时刻不能为党多做工作而心急如焚,病情刚好转,就要求回国工作。中央严格规定他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可他一接触工作,就将这条规定忘得干干净净。每当头痛得厉害,就回到家中让孩子们轻轻捶一捶,稍好些便又拼命地忙起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前一天,即1950年10月24日晚,他研究朝鲜战局一直到深夜。25日,突发脑溢血,于27日不幸逝世,终于实现了为革命事业走到生命最后一步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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