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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干部
编稿时间: 2020-06-01 15:37 来源: 岳阳市档案馆 
 

来藏前,“援藏干部”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个空洞的词组,或者说是一个政策的代名词。然而,在西藏工作两年,每天接触到许多援藏干部,他们的生命体验,人生经历和丰富的感情世界,一次又一次扩展着这一词组的内涵,一次又一次感动了我并不轻易激动的心灵。时间一长,便有了一种心债,有了一种写写他们的冲动。

姚边疆,山东青岛人,少小从军,从济南军区复员时,经多次申请终于来到西藏农村落户。来时被安排到海拔4370多米的错那县农村,到县城须翻越好几座5000多米的大山。那地方条件艰苦得无法形容,连糌粑都难以吃上,加上语言不通,农活又重,把他这样个体壮如牛的小伙子一下子弄垮了。一位多情的藏族姑娘依靠爱情的力量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还帮他生了俩个孩子。如今老大在咸阳民族学院读本科,老二在北京西藏中学读高中。姚边疆则已是桑日县纪委书记。正如他当初进藏时立志改名为边疆一样,现在已是正儿八经的老边疆了。老姚最大的遗憾是母亲去世时他没去守孝送终。当时,他连续收到三封电报,但因高原病困卧病榻不能动。第四封电报来时,母亲已经病故,老姚读着电报上冰冷的文字,在病床上大哭了一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正荣也是从部队复员自愿来藏的。他带来了结婚仅三天的妻子。进藏时车过唐古拉山,妻子上厕所多走了几步路,竟因缺氧昏死过去,吓得老张当时没差点跟着昏过去。尽管如此,也没挡住他们在西藏扎下根来的决心。他们在桑日县农村插队落户,学会了吃糌粑,讲藏语。现在当他们俩口子穿起藏胞时,冒充藏族同胞保证一朦一个准。张主任的妻子姓黄,我们都叫她黄大姐。黄大姐至今都没有一个正式工作,只能在职工食堂干临时工,每月210元,凭这,谁能不对这夫妻俩肃然起敬。

还有县工会刘春英,18岁入党,在家乡甘肃是学大寨时有名的铁姑娘队队长。找了个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作老公。那天刘大姐硬是拖着小何和她一同进了西藏。小何今天已经变成了老何,任山南地区科委党组书记。

援藏干部们为西藏的发展建设,为实现党的民族政策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他们在西藏这块土地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无私奉献和工作业绩,赢得了藏汉两族人民的尊敬。我在和他们交谈时,常常为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所震撼。每一个援藏干部,都是对生命真谛的一条注释。我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欢乐,都有着惊人相似的痛苦,那就是对下一代的欠疚和渐愧。

许多援藏干部都曾有过丧子的悲痛。张主任、刘大姐、老陈……。孩子们的死因也相似,感冒引起肺气肿导致不治。所以,援藏干部对内地毫不起眼的感冒,竟畏惧到谈虎色变的程度。于是有了孩子不敢带在身边,远远地送到内地父母或亲戚家。结果孩子大了,对父母没有一点感情。张主任曾经把他在师范读书的女儿写给他的信给我看。孩子在信里实话实说:我从小就不知家是怎么回事,爸爸妈妈在我心中真是太陌生了。看了这封信我都流泪。

援藏干部们,是我灵魂的一面镜子,面对尘世的熙熙攘攘,面对生活和工作遇到的种种烦恼不快,我便告诫自己,你的灵魂是否该擦一擦了。

(选自查宜《西藏笔记》一书)


查宜(左三)援藏工作时与藏民在一起

作者:查宜,现任岳阳市民宗局局长。1998至2001年,查宜作为岳阳市第二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桑日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时间长达3年。在藏工作之余,他写下了大量笔记、散文和书信,既有本人和援藏工作队友援藏工作的记录,也有对当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宗教发展等方面的考察笔记,还有对的家人书信和自己心灵感悟文章,对于了解岳阳援藏工作、了解西藏各方面情况都很有帮助,特别是有助于了解援藏干部在藏工作期间的心路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扇洞察援藏干部的窗口,使我们对援藏干部群体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对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藏族同胞有了更亲切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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