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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八、“肃反”斗争的扩大化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一面派遣特务进入苏区进行破坏活动。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各根据地一面与反动派军队进行反“围剿”战斗，一面在内部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肃反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缺乏经验，认识不高，使“肃反”斗争由党外蔓延到党内，并出现了严重的简单化、扩大化现象。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AB团”指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1927年4月初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上半年，赣西南等革命根据地在肃反工作中首先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1931年后，这一斗争扩展到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反AB团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等。2月，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次强调“AB”团等都是国民党政府“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红军“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号召在苏区内“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肃反斗争首先在中央苏区开展，接着，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湘赣等根据地也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国民党派系之一。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又称“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两人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翼代表人物，列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他们3人都是在一月份牺牲与逝世的。1931年1月，闽西红十二军开会纪念李、卢、列。部分红军指战员由于对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后历史缺乏了解，不知道第二国际早已瓦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已蜕化成资产阶级政党，故公开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而被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错误肃反，并随后在各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等斗争。由于这些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犯了简单化、扩大化错误，许多党政军优秀干部、战士和群众遭到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湘鄂赣苏区的肃反 湘鄂赣苏区的肃反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湘鄂赣边区特委和第一届湘鄂赣省委领导时期。这一时期的肃反工作主要与党内第一、第二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领导有关。
1928年，平江即发现“四七团”、“黑夜党”等反动组织。1929年，浏阳的反动派更在苏区张贴标语，恐吓谩骂，气焰嚣张。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各级党组织错误地认为，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就是尽量“左”倾，而且越左越好，因而一些地方提出大烧、大杀、大劫的三大政策。同时，将肃反处决的权力下放到各县区一级的党委，使乱捕滥杀愈演愈烈。如1929年3月，中共平江县委制定党员应遵守的“十二条铁的纪律”，又被称为“十二条杀”的纪律。钟洞区第三支部书记刘某，1928年因没收了60元银元未交，区苏维埃不问清情况，便将其处死。北区三乡农民谢某，其参加革命的女儿经常很晚回家，谢担心其安全，骂了几句，被以阻挠革命罪处死。
影响最大的则数轰动边区的“梁案”。平江县委组织部长梁振庭，1928年2月扑城失败后，所带的一支游击队因被敌人打散，损失了枪支，加上其经手的一批经费，交另一同志保管，被那位同志赌博输光。梁回到县委时，正好碰上县委召开区委联席会议，并在制定“十二条杀”的纪律。一些对他有意见的人，便秘密成立 “救党委员会”，认定梁贪污公款，搞垮游击队，滥用私人亲友，应予处决。即趁梁外出散步时，将其枪杀。同时还杀害了恰巧路过此地的梁的儿子——少共边区特委书记梁国基。此案轰动整个边区，使许多同志对革命产生动摇、怀疑、恐惧的心理。湘鄂赣特委为此对梁案进行调查了解，查清了真相，并召开专门会议，宣布撤销“救党委员会”，给有关人员以处分，为梁振庭父子平反昭雪，平息了“梁案”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31年4月，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发出第一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肃反工作当作惟一的中心工作，认真进行。并决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中，建立5人至7人的肃反委员会，负责肃反工作。
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后，肃反运动进一步开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保卫分局，由赖汝樵任局长。由于主观思想脱离客观实际，对反革命活动作了一些不正确的估计，以致在实际斗争中，不少地方出现一些偏向，有的地方还很严重。很多单位随便捉人，刑讯逼供，任意处决，造成乱供、乱捕、滥杀的严重情况。苏区各地破获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如“恋爱研究社”、“AB团”、“白军团”、“姊妹团”、“打狗委员会”、“忘（王）八委员会”等五花八门的名目，达20余种以上。
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后，开始警觉这些问题。省委书记李宗白曾指出，不能以肃反代替一切，要根据阶级地位和社会关系、工作历史和斗争表现，及反动罪恶的轻重来区别是否为反革命分子。尽管这样，仍未能制止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至1932年3月，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前，全省被处决的人先后达5000多人。被处决的人中，虽有一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大部分是家境贫苦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指战员、党政工作人员和普通群众。
二是1932年3月湘鄂赣临时省委成立，及同年3月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即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湘鄂赣省全面贯彻落实。这一时期的肃反斗争较前一时期明显不同，肃反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对王明宗派主义错误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苏区中央局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认为以李宗白为首的湘鄂赣省委犯了严重的调和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决定彻底改组省委。1932年3月，派林瑞笙林瑞笙，江西省芦溪县人。1908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与南昌起义。1932年3 月，任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书记，9月当选为省委书记，同时兼任湘鄂赣军区政委、政治部主任。1935年初，赴湘赣边区寻找党中央，在江西省莲花县遇敌牺牲。接任省委书记。林瑞笙到湘鄂赣后，全面贯彻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把原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来批判。他们认为原省委坚持以平、浏为中心的根据地，没有向东南发展，妨碍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计划的完成；把红军分散游击说成是反对红军正规化，是右倾机会主义；另外还反对所谓“平、浏观念”，大肆排斥从平、浏地区出来的干部。全盘否定以李宗白为首的湘鄂赣省委的工作成绩，打倒李宗白等原省委一班人，成立了临时省委。
由于林瑞笙等坚持王明的“左”倾错误，反对以平、浏为中心的根据地，坚持向东南发展，而使湘鄂赣根据地又一次遭到惨痛的损失。当时东南方面的修水、铜鼓、宜丰、奉新一带是新建立起来的苏区，没有分配好土地，各种组织薄弱，地方党组织不健全，干部力量不强，同时又接近反动势力统治地区，接近平原，如向这里发展确实危险。可临时省委坚持反对以平、浏为中心的根据地，硬要把省委机关向东南转移，结果导致1934年6、7月间，红军主力和省委机关转移至龙门山区时，遭敌军包围，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临时省委把肃反和反平、浏观念纠缠在一起，开展错误的肃反斗争，大肆逮捕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把他们当作“托派”、“AB团分子”、“新共产主义”等加以处决，被杀害的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汝樵、省反帝大同盟主任张警吾、省互济会副主任胡筠、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组织部长刘英杰、九师政委李幼军、平江县委书记王直等，余贲民被关押释放后在小源病故。到1932年底，湘鄂赣苏区关押的各级领导干部达700多人，被杀害的有140多人,其中平江县被杀害的有71人。平江钟洞区把少先队员的名册，当作反革命名册，照册子杀害50多人。肃反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恐慌现象，群众一看到保卫局的人就上山。甚至区委向县委报告工作，也要隔着一个小山头汇报，不敢见面，害怕被杀。临时省委以“AB团”、“改组派”的罪名，先后杀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使根据地建设遭受很大损失。
苏区中央局发现湘鄂赣省的严重问题后，再次作出改组省委的决定，派陈寿昌、徐彦刚到小源改组省委，撤销林瑞笙、陈佑生的职务，成立以陈寿昌陈寿昌，浙江省镇海县人，1906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6月任湘鄂赣苏区反帝总同盟主席。1933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同年7月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并兼任红十六师政委。1934年11月24日，在湖北崇阳老虎洞作战中牺牲。为书记、傅秋涛为副书记的新省委。
1933年8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赣省委发出电报命令，停止省政治保卫分局捕人之权，已逮捕的人待新任省委书记到达后解决。从而制止了肃反中乱捕滥杀的行为，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不顾万涛等多数人的反对，强行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左”倾文件，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根据地得以全面推行。大会选举夏曦等25人组成新的湘鄂西省委。
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肃反方针、政策，在湘鄂西发动了历时两年、先后四次大规模错误的“肃反”。说什么“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打成“改组派”，前后捕杀党政军领导干部、红军战士、革命群众1万余人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考验的大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骨干，如万涛、柳直荀、段德昌、刘革非、张昆弟、王炳南、毛简青等被捕杀害，党的事业受到损害。在湘鄂西根据地工作的区（排）以上华容籍干部，大部分被审查。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大部分在第一次“肃反”中被错杀。如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认为中共江南县委除1名县委书记外，全都是“改组派”。甚至还宣称已英勇牺牲的湘鄂西红军与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周逸群是湘鄂西苏区“改组派”的最高负责人，说他尚在人间，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进攻苏区的人等等。在这种极端错误的认识下，省委委员、原江南县委书记张吉阶、江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蔡玉坤、副书记蓝育才、宣传委员冯世华等均在肃反中被杀，严重地削弱了中共江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力量。先后被错杀的华容籍干部还有：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省委监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红三军警备师政委韩凤山，红八师参谋长谭秋吟，省委委员、红八师政治部主任傅光夏，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谯继汉，省苏维埃政府经理部长刘岳云，省苏维埃政府户籍主任刘务斋等县团以下党政军干部588人。
这些被杀害的华容籍干部，大都在大革命时期入党。他们对革命忠心耿耿，在创建和保卫湘鄂西苏区的斗争中立下过不朽的功绩，却在错误的肃反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肃反造成的危害教训 湘鄂赣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由于历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犯了简单化与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湘鄂赣苏区的肃反，因错杀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与红军战士，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力量，使根据地范围变得越来越小。红十六师也因此元气大伤，战斗力减弱，且多次受到严重损失，这是湘鄂赣苏区未能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与其他苏区相比较，危害的程度相对较轻，一是错杀的人较其他苏区少，二是保住了根据地，并一直坚持到土地革命战争结束。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是当时各苏区中最为严重的地区，错杀的人最多，造成的危害最大。并曾一度取消了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及省苏维埃政府，使红三军由2万多人锐减到3000多人，并最终丧失了洪湖、鄂西北、巴兴归、洞庭特区等根据地。
岳阳地区作为湘鄂赣与湘鄂西两块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境内的5县1区，156个乡镇，据不完全统计，在苏区肃反中被错杀的有5456人1987年3月7 日，中共岳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雷桂云《在全市处理“二战”时期苏区肃反错杀人员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本办资料。另据《中共平江地方史》（1919-2003）版记载，平江全县“二战”时期肃反错杀人员为4778人。，属湘鄂赣根据地的3659人，属湘鄂西根据地华容县籍的1761人。
苏区的肃反，之所以会犯简单化与扩大化的错误，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主要有：
（一）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左”倾错误的领导自认为一贯正确，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以为凡不赞成支持他们的党员干部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定每一个机关团体里都有反革命；那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都是革命的投机分子，随着革命的深入，会动摇叛变成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这种主观臆测推理作为理论依据，处决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与所谓地富出身的干部。同时，还将一些在工作中持有不同意见及犯一般错误的人无 限上纲，与敌我矛盾等同混淆，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王明等“左”倾错误领导早年留学苏联，没有在国内从事实际斗争的经验。他们取得中共的领导地位后，为巩固他们的领导地位，向各地各苏区派遣代表他们意志的中央代表，掌握各地区领导权，对那些不赞成和反对他们的干部，统统列入打击之列。提出以“肃反为中心”的错误思想，照搬苏联的肃反“经验”，将肃反政策与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诬陷迫害。
（三）狭隘的地方主义。在历次“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的肃反中，还存在着狭隘的地方主义。由于各苏区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理论素质差，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加上几千年传统“窝里斗”习俗的影响。一些干部之间，因工作上的矛盾而产生各种成见与隔阂。于是，有人即利用肃反来进行报复，铲除异己，以达到某种目的，如平江的“梁振庭案”就是属于此类性质的错案。
（四）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在肃反中，各级政治保卫机关的干部在办案过程中，不实事求是，不调查研究，采用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以致发生诱供、乱供等情况，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同时，各级政治保卫部门独立与超越各级党和政府之上，严重脱离党的领导，得不到党和群众的监督，乱捕滥杀，使简单化与扩大化的错误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