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2年出生在岳阳县甘田乡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临湘县委副书记、君山农场党委书记、岳阳市北区区委书记等职。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对农民群众有着特殊的感情，时刻牵挂和眷恋着农民朋友。他们吃苦耐劳，富有创造精神，使我感到他们是最可亲、最可敬、最可爱的人。

同吃同住同劳动

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五、六十年代对干部的普遍要求。曾记得，当时社会上对干部在农村工作的严格要求，有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吃饭象斋公，做事象长工，处理问题象包公”。长期与群众打成一片，踏实为群众办事，真心与群众交友，干部离群众的距离近了，与群众的感情深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自然高了。我在8区任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和公社任第一书记长达15年的时间里，除了开会、面上工作外，在点上吃住劳动每年不少于60天，即使后来当了县级领导，工作繁忙，每年劳动也在30天以上，有时在生产队里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群众给当时的干部编了一个顺口溜：赤脚光头，手拿锄头，生活带头。

1954年，湖南省作出治理洞庭湖和修复长江大堤的决定。战役打响后，全县劳动大军编成8个营，迅速奔赴南洞庭湖。那年冬天出奇的冷，整个冬天，工地全被冰雪封冻，电话线都被冻断了，工棚四周吊着的冰柱就象倒挂的刺刀。当时，我任8营营长兼县指挥部宣传科长，既要带头完成本营的修堤任务又要负责全县战地宣传鼓动，真是“丈长的竹竿，难顾两头”。每天凌晨3点多钟起床，在裤脚上扎满草绳，拿着纸笔，迎寒风、踏冰雪，深一脚，浅一脚摸到全县8个民工营收集情况，交指挥部办公室编印简报，然后赶回营部，组织民工出早工。大灾年份，工地上的民工缺衣少被，连草都保证不了铺垫床底，用芦苇、树枝铺得高低不平，常常三更半夜，民工们冻得牙齿格格响。但为了安全起见，县指挥部规定不准在工棚附近生火，担心工棚连工棚，一失火就会“火烧连营”。要稳住民工的情绪，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好。我坚持每天与民工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地铺，一天同挑4方土。每天大黑早，摸上工地，凛冽的寒风一股劲往单衣里面钻，雪泥朝破胶鞋里面灌，象针刺一样痛，等到炊事员把饭送到工地，民工们头发上染了一层白霜，身上冒着汗水．满身是泥巴，简直成了“泥菩萨”。一个冬天扁担没离肩，锄头不离手，肩膀红了肿，肿了落皮，一层一层剥脱，一层一层磨破；手上的血泡起了破，破了又起，手茧象树皮一样粗硬；脚上生满了冻疮。民工们看到我饭吃得少了，身体消瘦了，还拼死拼命地带领大伙干，实在不忍心，都劝我：“高书记，你每天要到指挥部编简报，又和我们一块挑土，太累了!不要心挂两头，还是一心忙指挥部的宣传，我们这里你就放心吧，保证不给你抹黑。”群众的声声关爱，是多么的亲近和感人，更坚定了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给了我无穷的力量。100多天，我坚持黑夜里写简报，白天挑大堤，做到宣传挑土两不误。全营民工倍受鼓舞，干劲冲天，提前10天完成了任务。

3年困难时期，我作为县委委员，享受到了每月1 斤麻油、5斤面粉、一条飞马牌香烟的小特权。物资发放后就跟群众一起打牙祭。一天晚上，我同县委书记李满全同志在长源大队农民范文生家里召开老农座谈会，开到深更半夜，大家肚子都饿了，我拿出油、面粉和香烟，满全同志亲自动手做面食，大家一起分享，结果5斤面全部吃光，香烟也抽掉了。我和满全同志就与农民在一起滚喇叭筒烟，抽得津津有味。在那艰难的岁月，送给农民兄弟1斤粮票，他们都很是感激，总要想方设法给予回报。包粽子、打糍粑、熬茴糖、做米爆、杀年猪，都忘不了请我品尝一顿。有时在农民家里吃饭，实在没有菜，打两个荷包蛋，放在饭碗底里，让我吃。那时，农民口粮不够，接干部吃饭，总要煮锅白米饭，或少放点杂粮，对于部是非常的敬重和关心。按规定，吃了饭，给农户付3两粮票，1角2分钱，他们怎么也不肯收，只好回到机关后，用信封包好，寄给各家各户。特别是“文革”中，我是临湘县第一个挨批斗、挂黑牌游行的走资派，除云溪外，其他乡镇都游斗了。我工作过地方的群众，觉得我没罪，经常冒着挨斗，甚至是生命危险。偷偷给我送饭送菜。回想起这些患难兄弟的深情厚意，使我永世不忘。

与群众“三同”，关键在于带领群众大干、苦干。 1975~~1976年，我是县委常委兼农办主任，与余英生同志在陆城杨溪8队办点。这是个地处偏僻、欠粮欠钱欠物的后进队。英生同志一年回不去2次，我在村组常常是一住半个月，带领群众在冶湖上游围垦了团湖，一年多收粮食48万斤，还搞了一些多种生产。不但还清历年旧帐，还留了余粮和资金给下年发展生产，大队书记刘修清说：“今年8队要用簸箕装钱。”这就是“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时时处处做到“重担先上肩，冷水先下田”，干部振臂一呼，群众积极响应。

忍辱负重度难关

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广大群众都能忍辱负重，一次又一次体谅党和政府的难处，以极大的热情跟着共产党走，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1954年7月，长江流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特大洪灾，陆城垸长江大堤王家门段溃决，撕开200来米长的口子，洪水向下游黄盖湖铺天盖地压来，一路咆哮，一片汪洋。我所在的8区，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在湖区处于灭顶水灾之中。山区农民认识到“天下农民是一家，一方有难大家帮”，主动借田借地给湖区农民种粮种菜，帮助灾区恢复生产，上下一心，团结抗灾，4500名灾民在奋力自救中度过了难关。

1960年，我任聂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粮食全面欠收，加上苏联逼债卡脖子，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吃5月,望8月，青黄不接饿腊月，患浮肿病的人比比皆是，有的农民甚至举家乞讨。面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我心如刀绞，深感责任重大，我主动到最艰苦的长源大队蹲点。当时，长源的老百姓全部断粮，靠挖蕨根、野桐蒿、地米莱、小竹笋，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吃了观音土，大便拉不出，便用棍子挑。要解决这样的困难谈何容易，光靠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战胜困难共度难关，我到群众中调查走访，开座谈会，寻计问策，根据大家的意见，将全大队的劳动力分成3个突击队，进行生产自救。我带领一支由38名青壮劳力组成的远征突击队，每天往返40多里，到黄盖湖边的鲤鱼湖、太阳湖挖湖藕，凌晨赶路，天刚亮就下到齐腰深的湖泥里，每人每天定额100斤，以补充其他2个冬修突击队的粮食不足。杂粮有了保证，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白天劳力上工地，晚上主动做箢箕、修板车，还搞了许多“土发明”，加快了工程进度。一个秋冬，全大队共“啃”掉了18座山头，围垦了2个湖叉，总面积1800多亩，新建机埠4个，修渠道8处，纵横32华里，搬动土石方198万立方米，把 3200亩水田建成了高产稳产农田。到1962年，全大队粮食总产创下340万斤的奇迹，人均生产1吨粮，是1958年的5倍，人均交粮1000斤，集体储备85万斤。大队办起了加工厂、打米厂、红砖厂、茶场，成立了机耕队，集体存款38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120元，60％的农户有存款。一跃成为湘潭地区、湖南省的一面红旗，支部书记郭大梦2次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

                                                                                    真心实意交朋友

 

3年困难时期，听说农民没有饭吃，毛主席直流眼泪，7个月不吃肉，与全国人民一起过苦日子，老百姓爱戴他。那时，省委书记张平化、地委书记王治国、县委书记李满全曾定下这么个规矩：省、地、县委领导都只留1个人守机关，其余统统下基层，先下去抓“的”再回来放“矢”。我下乡从来不住招待所，都住大队、生产队或农民家里。吃家常便饭，与农民面对面地交心通气，了解最真实的情况。1963年，早稻插秧刚刚结束，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根据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来到聂市、源潭搞调查。胡耀邦同志脚穿布鞋，语言谦逊平和，态度和蔼可亲，农民兄弟都争着上前与他握手，他一一迎接。1962年，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谭余保、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步行 60多里，来到长源大队，当谭书记看到当地群众通过自力更生，带来丰衣足食的喜人形势，特别高兴，“咚”的一声跪在地上，把我和县委书记李满全同志着实吓了一跳，以为谭书记走路出了什么差错。可是余保书记满面笑容，向路旁四周的劳动群众抱着双拳，作了3个躬，真诚地说：“农民兄弟们，我谭余保给你们拜个早年来了!你们辛苦了!”周边的群众纷纷还礼，至今，长源村群众还传为美谈。我每次在县里一开完会，立即赶到公社或大队里，与群众一道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在劳动中拜农民为师，管农事，问农情，干农活。农民有事找我，我总是一张笑脸相迎。我与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深刻体会到：必须依靠群众，把群众当主人；关心群众，把群众当父母；服务群众，把群众当上帝；尊重群众，把群众当老师；教育群众，把群众当亲人。而今，我已退休，但我时刻惦念着那些与我患难与共的农民兄弟，或写封信，或打个电话，向他们问一声好，祝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日子越过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