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中的岳阳籍女学员(下)

来源:岳阳日报2013-09-04 09:04
浏览量:1|| | ||

编者按:8月30日刊发的《黄埔军校中的岳阳籍女学员》的上篇中,文章作者邓建龙讲述了陶桓馥等9位黄埔军校中岳阳籍女学员的军校生活经历。

下篇将讲述她们初上战场及毕业后的人生际遇。

初上战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5月,四川的杨森、湖北宜昌的夏斗寅也背叛革命,联合进攻武汉。中央军校学员与其他学兵团学员及武汉农讲所学员,奉命组成中央独立师,由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统一指挥,西征讨伐杨、夏。女生队也接到命令,随军出征,成立宣传队、救护队,和男兵一样,持枪杀敌。

出发前,叶师长专门讲了女生队的任务。他说,女兵的任务更重,不但要拿枪打敌人,还要承担唤起民众的宣传工作和救护工作。

部队到达蒲圻,一天,陶桓馥所在的班走进一个农民家里,这家的老太婆惊奇地看着她们,问到:“你们都是女兵吗?你们怎么都当兵呢?”陶桓馥亲切地对老婆婆说:“我们原先都在学堂里读书,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不叫我们过下去了,为了人民生活得好,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军阀,所以我们就当兵了。”后来,陶桓馥调到师部搞宣传工作,常提着墨汁,拿着墨笔与其他女生一起到大街上刷大标语。

由于工作需要,女生们被编成宣传队和救护队,紧跟在战斗部队后面,从纸坊打到土地堂、咸宁、蒲圻、新堤。每攻下一地,女生们便帮助收拾被叛军毁坏的城镇村庄,刷标语、发传单,帮老百姓重返家园;在街头做演讲,帮助群众恢复农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

黄静汶说:“这次西征,我们虽未编入战斗部队冲锋陷阵,但也受到了锻炼。在征途中,经常不能按时吃饭,大家忍饥耐渴,坚持行军。有时夜晚露宿山头,只铺条军毯盖件雨衣。地上潮湿寒冷,早上起来,头发都湿透了,但没一个人叫苦。每天行军,脚板磨起血泡,一停下两腿便痛得不能迈步。一个多月的征途生活,把几个月前还是娇弱斯文、生活安定的女同学锻炼成体质健壮、意志坚强的女战士。”

毕业离校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反共,武汉形势急转直下,军校提前举行毕业典礼。军校对学生有以下几种安排:愿回家者资助路费回家;愿随部队走的去部队;部分同学根据需要留下从事地下工作;少数同学去苏联学习。

9名岳阳籍女学员,胡筠、吴妙章回平江参加土地革命;郑泳华被父亲带回家乡;彭援华、肖凤仪、肖凤文、邱继文随部队走;黄静汶被党组织留在武汉做地下工作;陶桓馥与李淑宁分配去苏联学习,彭援华本也是分配去苏联学习,后中途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被留下做地下工作的黄静汶说:“我和其他被决定留下来的同志都认为参加军校的初衷就是要到部队参加战斗。现在要离开学校,离开部队,心中就感到不安和空虚。于是一起去要求随部队走,但最后还是只能服从组织决定留在武汉。后来只剩我一人时,支书说,介绍你去找周恩来同志,他若同意,你就跟着走。”黄静汶高兴地拿着支书写的纸条往指定地点奔去。到了那里,看到周恩来正站在一间教室的凳子上讲话,围着他的人很多。“我正想递上纸条,发现周恩来同志左手拿着许多纸条,环顾大家说,都要求跟部队走,要知道武汉也需要人嘛!组织决定留下的同志,请你们好好想想,安心留下,到部队,留地方都是为了革命,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革命纪律。听了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终于决定留下来,并拔腿赶到军校向支部书记作了详细汇报,支书撕毁了那张纸条,还对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收获爱情

军校的生活是严肃、紧张的,可有时也挺浪漫。那时,男女学员乃至教官,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虽说军校严禁在校期间谈恋爱,但火热的时代,火热的心,使得这些青年男女逐渐相知相恋。先后有十几对男女学员与教官结为夫妻。如湖北江陵的黄杰与军事教官徐向前、河南信阳的张瑞华与原政治教官聂荣臻先后结与夫妻。

彭援华进军校后,被党组织任命为校特别党支部委员。而党支部书记名叫靖任秋,江苏铜山县人,是黄埔四期生。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两人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初,两人在上海结婚。建国后,两人又先后调上海工作,靖任秋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彭援华任上海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郑泳华随同学自长沙赴武汉报考军校时,遇小学同学,经其介绍,认识了在《长江怒潮》报社担任编辑的贵州黎平县人廖泽南。郑泳华在报社复习功课,以备考试。由此,两人之间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人一同考入了军校。军校毕业后,廖泽南去了部队,郑泳华回了家乡。几年后,廖泽南专程来临湘与其结婚。

四川宜宾的李淑宁,原名李坤泰,军校毕业时,被党组织分配去苏联学习。在上海赴苏联的海轮上,她与一位叫陈达帮的湖南湘阴(今汨罗)籍军校男生相识,在漫长的旅途上,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军校的生活、革命前途、人生理想。到苏联后,两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最终结为革命夫妻。一年后,因国内革命工作需要,身怀有孕的李淑宁回国到宜昌工作,陈达帮则仍留在苏联学习。李淑宁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宁宁后,又去上海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急需干部,她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临行时,她与小姑子陈琮英(任弼时夫人)一起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帮哥哥处抚养。到东北后,她改名赵一曼,手持双抢,率领抗联部队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中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人生际遇

9名岳阳籍女学员毕业离校后,人生轨迹各不相同。陶桓馥、彭援华、黄静汶、郑泳华四人活到了革命胜利之后。陶桓馥离休时任农业部正部级顾问,1997年2月26日逝世于北京;彭援华离休时任上海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94年11月4日逝世于上海;黄静汶离休时任卫生部副部级顾问,2007年笔者赴京再次看望她时,她已是百岁高龄的老人;郑泳华因是国民党军官太太,一生命运坎坷,1993年笔者采访她时,她作为一个孤苦伶仃、孑然一身的老人,独自生活在岳阳城区观音阁街的一间十多平米阴暗潮湿的小屋内,靠政府救济生活,现也已去世。

此外,平江的胡筠、吴妙章在土地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邱继文在广州起义的巷战中,不幸被俘英勇牺牲;岳阳楼区的肖凤仪、肖凤文两姐妹参加了南昌起义,肖凤仪后在中央湖北省委机关做地下工作;此后,两姐妹再无音讯。

图片拍摄于1987年,左为聂荣臻夫人张瑞华,右为黄埔军校汨罗籍学员黄静汶。

责任编辑:邓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