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茶税透玄机 又添茶道新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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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茶税透玄机  又添茶道新物证

11月12日,临湘万里茶道申遗办在市史志办、市档案局查找有关临湘茶史资料时,发现两份重要文献史料。

清朝末年,战乱不息,茶叶贸易以税收为主,增加库入,补助地方行政费用。但是因为战乱,生产受到影响,茶税征收并不是很多。据《清史稿·食货五》载:“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只数百两或数十两。即陕、甘、四川,号为边引,亦不满十万金。”

虽然全国茶税征收形势不好,但是,我们从两份历史资料里面窥察出一些玄机。通过湖南临湘的茶税,证实清末民初临湘茶叶产销之盛况。

一是闻乐韶的《清托口厘金局专办委员胡耀煌》一文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 ),胡耀煌出任羊楼司茶税委员时,已五十八岁,身患眼疾、手臂麻木、晖眩等多种疾病。三月至羊楼司,旅中衣物、金戒指、银钱被盗一空。又因馆舍食物不洁,大痢逾月。愈后复患便血、吐血之症,勉强支持至秋后,收得茶税银二千七百余两,山厘金二千余串,于秋后解款至布政司交差。

胡耀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进士,益阳人,是胡林翼的族侄,胡林翼之孙胡定臣的老师。曾经在岳阳范围从事过巴陵学务、羊楼司茶税委员、临湘堤款专员等差事。他在羊楼司半年时间,身患多种疾病,居然还收到了茶税银二千七百余两,这是收取各茶庄经营的收入;山厘金二千余串,也合约二千两银子,这是向羊楼司山区茶农收取的,并且是直接交省布政司。这与《清史稿·食货五》里面记载的“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只数百两或数十两”,相比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清朝一个七品县处级官员每年的俸金才四十五两银子。这说明当时临湘茶叶无论是种植,还是生产销售都具有一定规模。

二是1921年第25期《江苏实业月志》上登载的《湖北茶业之近况》一文里面有关湖南临湘茶叶税收情况。1916年(民国五年)春,湖北官府决定将羊楼洞茶税局改名为“湖北茶税局”,并“奉准改组,定位常设机关”。《湖北茶业之近况》详细记录了此次改革情形:

“裁撤内地之马桥、富有、虾蟆岭三卡,添设沿江之富池口、金口、武泰闸、宝塔洲、樊口五卡。并将分局名称一律改为分卡。由是湖南出口茶斤以及阳新、大冶等处之茶,均归本局征收矣。七年六月以武长火车军用将竣售票装载,即茶商运货将有分装火车之议,遂呈请在赵李桥、咸宁两站各添设分卡,于七月一日先行开办,候车验货。所有局卡经征情形备列于后。”

总局设于蒲圻县属羊楼洞,经征本地及湖南羊楼司运有地方之茶税。查光绪初年,蒲圻红茶装运有十余家,历年逐渐逸减。今仅有七家,不及从前十分之一。茶业之衰于此可见。

新店分卡,设于蒲圻县境新店镇,离总局陆路三十里,与湖南临湘县只一水之隔。经征湖南羊楼司之茶税,及羊楼洞山西帮所制各种黑茶砖税。西帮茶庄虽在羊楼洞成砖,而完税填票必须至新店者。因由羊(羊楼洞)至新(新店)系用小车推运,到新汇齐后,始可装船。但是否装入一船或分装数船,总局不能确定。故必须到新后,在新卡完税。如装一船则填一票,如分装两船,则填两票,可免船票不符之状。湖南羊楼司红茶箱已在湘省完税,则给红茶税票向新卡呈验,不再重征。其余装箱等件,仅有湘厘票者,新卡当再征正税一道。所有在总局完税运出之茶,亦必经过该卡派员查验之后,始可放行。

岛口分卡,设于嘉鱼县岛口镇,离总局陆路九十里。襟江带河,本处并不产茶。凡湖南聂家市白荆桥等处出口之茶经过该卡,有湘厘票呈验者,概行抽收正税一道。羊楼司、新店两处完税应出之茶,亦归该卡查验放行。

宝塔洲分卡,设于嘉鱼县属宝塔洲,离总局水路一百二十里。地滨大江,当湘省来鄂冲要,专征湖南出口茶税,并查验羊楼洞、新店、岛口、沙坪、崇阳等处完税运出之茶。从前湖南出口茶斤,经过该处由宝塔洲百货征收局抽收过境茶厘一道。民国五年将茶厘一部分划归茶税局设卡经征,故现在仍照厘率抽收。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湖北茶税局裁撤内地三个茶税卡子,设立与临湘紧邻嘉鱼长江边的两个分卡和黄盖湖内湖河流新店分卡,主要是查验和征收湖南,特别是临湘的茶税。

第一,湖南茶税是征收的主要来源,这里明白无误写出来了,“总局设于蒲圻县属羊楼洞,经征本地及湖南羊楼司运有地方之茶税” ,同时文章中提到,当地茶叶生产销售已经不景气,“查光绪初年,蒲圻红茶装运有十余家,历年逐渐逸减。今仅有七家,不及从前十分之一。茶业之衰于此可见”,所以三个内地税卡裁撤。

第二,临湘羊楼司当时设有征收茶税机构,所以“湖南羊楼司红茶箱已在湘省完税,则给红茶税票向新(新店)卡呈验,不再重征”。

第三,临湘的聂市、白荆桥的茶叶只由当地征收了厘金,还要在湖北纳茶税,“凡湖南聂家市白荆桥等处出口之茶经过该卡,有湘厘票呈验者,概行抽收正税一道”。

临湘在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因茶设县,历史上一直是产茶大县,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到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境内龙窖山芽茶纳贡长达520年之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临湘销售到俄罗斯的青砖、功夫红茶、米砖茶共1035吨,是临湘茶销售史上最高纪录。钱承绪《华茶之研究》第四节《国内重要产茶区现状》记载:“临湘聂市义兴等11家茶号、羊楼司文康等9家茶号,民国22年,分别销售4200担成品边销茶,16332包老青茶(每包65斤),3363箱红茶;民国23年,销售19200担成品边销茶、32330包老青茶、34500箱红茶。”证实了临湘既是全国的产茶大县,又是纳税大户。

湖南省政府直接在临湘羊楼司设茶税委员,征收茶税。湖北明确针对湖南临湘设立多处茶税查验、征收机构,并提出临湘茶叶销售还须通过蒲圻茶税局查验湘茶厘票后,准许放行,但必须抽收正税一道。从而,通过繁琐的茶税查验征收,进一步印证了,当时临湘的茶叶生产和对外销售都呈十分繁荣的历史事实。